《人禍》
序言
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遂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著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馀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本书也许算不得是刘少奇希望李葆华写的那种书，但作者深信，这是对赵紫阳上述讲话的一份翔实而详尽的注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的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至少对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是这样。
前言
一九六○年初，当中国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从兴安岭到海南岛，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数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总共饿死了约两千万人。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笔者采用两千万这个数字，并且将在书中论证，这是一个下限。到历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时候，舍弃这个保守的数字就是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本书将向读者证明，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大陆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华民族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灾难。几亿曾经身历那场灾难的中国人至今创痛在心，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一个。
把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尽可能完整、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感谢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分节刊登本文。现修订成册，以飨读者。
丁抒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在寻找出路，千万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头。作为其中一员，二十五岁之前的毛泽东曾经信奉「观念创造文明」的学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圣贤作为「传教之人」，率领众多办事的「豪杰之人」去抓「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国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１：《＜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作了脱胎换骨改造，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革命的洗礼，他那圣贤传教、豪杰办事的一套思想并未死亡，只是被挤到脑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执政之后，站在天安门城头，面对千万人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他年轻时的思想逐渐复苏，决定了他执政二十七年间的种种作为。
毛泽东的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他认为他的思想总是代表人民的，或者说他总是在替人民思想。即使他知道他的想法与人民不一致，他也认为他的思想是人民中的先进份子的思想，真理是在他手里。他至死也没有放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这一宏愿。作为一个「传教之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中国引向一个最新最美的画境。六十年代被认作毛的接班人的林彪曾大力彭吹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注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林彪固然是为了博取毛的信任，而这也的的确确是毛本人梦寐以求的。
毛的思想的第二个特征是迷信「精神变物质」，而这不过是他早年「观念创造文明」的现代翻版而已。这个思想始终主宰著他。在文化革命前夕去世的中共哲学家、当时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艾思奇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中曾说：「思想上有革命就有革命，思想上有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这两句话正好可拿来做注脚，看看如何因为毛泽东的思想里有「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大地上就有了「社会主义」，看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如何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祸。
中国农民是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主力，陕北的农民对于靠那块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头号功臣。在那块中国最贫瘠的黄土地上，人们长久以来就在盼望有人能去搭救他们脱离苦海。三百多年前，他们这样传颂陕北的农民英雄李自成：「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五十多年前，他们又唱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数年后，刘志丹战死，陕北老乡又编了一首《东方红》歌唱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陕北人民对于「共产」和「幸福」的认识是朦胧的。他们歌唱毛泽东「是我们的带路人」时，对于毛泽东究竟会将他们带往何方知之甚少，只是相信那是一个新社会，一个美好的境界而已。他们当时不知道毛主席实施社会主义之后，大家就只能在大田里一字排开参加集体生产，以至在社会主义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日子反而更加艰难，大家比共产党坐天下之前还要贫困。（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九七○年前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说对不起陕北的农民，并为此流下了眼泪。）
其实，不仅农民们对「共产」、「社会主义」知之甚少，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不甚了了。说起来，大家都是马克思的信徒，都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但对于取得政权后该如何做，他们从未讨论过。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标准，就更缺乏共识了。由于共产党并无真正的选举制度，官司在中央政治局里打，谁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哪怕在中央委员会是少数（如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也就控制了整个党。所以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后，何时搞和怎样搞社会主义，就看其主要领导之间的官司怎么打了。
刚开始时，大家似乎是一致的。
中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几乎相同。毛泽东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注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之会议闭幕词。）「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４：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刘少奇则说：「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注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全党（党中央）都赞成毛的主张：「在各种条作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注６：同注３）
主持政务的总理周恩来甫一建国就在政务院设立了中央私营企业局，并请了党外人士千家驹主持工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特地请著名的铅笔厂老板、民主建国会的吴羹梅任副局长，以示中共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并非儿戏。
别人都是表里如一，心口一致的。譬如刘少奇，当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有的地方为了削弱乃至铲除私有经济，急于将农民组织进生产合作社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他立即以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加以制止，指责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根据是中国农村生产力尚欠发达，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主张巩固公有与私营经济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周恩来是赞成这一主张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指示并领导起草了旨在保护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当华东人民政府和私营企业局的千家驹就是否应将山东两座煤矿交还原拥有者的问题发生争执时，陈云支持千家驹的意见，将矿山还给了资方。
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上述他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一时安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协（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人士而抛出的定心丸。一九四九年九月首届政协会议期间，党外人士问他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他的回答是「大概二、三十年吧」。（注７：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页。）但他从未想过说了的话应当算数。所以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国尚未完全从国内战争和韩战中恢复，「各种条件」尚不知在何方，他不征得「大家同意」，就迫不急待地要搞社会主义了。他在六月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等「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注８：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因为是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是党的本份，刘少奇暂缓实施社会主义的意见在毛泽东立即「走进」社会主义的主张面前理不直气不壮，其他同志也无一敢用毛本人的话提醒他：条件尚未具备，人民尚未成熟，大家也未同意。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逆来顺受，默默地、消极地挨他的训，接受了他的左倾主张。
这是毛执政后首次向所谓「右倾」发难。此后他便以反右为己任，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制造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和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直至他死去，仍没有改变。
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几个小党（习惯称为「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他们还有几份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即使文章被新闻检查官删去，以至在报上开扇「天窗」，也无妨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活跃在政坛。到了共产党时代就不同了，他们个人在政府中得到了高位，可是他们的党却失去了舆论工具。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他们只有拥护、拍掌的份。毛泽东屡次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法子也没有胆量下船。而他们的确无一人敢拿毛几年前说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句话来戳穿他的言而无信。
要搞社会主义，中央的私营企业局改由共产党员主事，千家驹只剩下了管理商标的工作，吴羹梅则被赶出大门，连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该局又改名为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志著私营经济的末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一天也没有实行就成了废纸。
一九五三年，中国约五亿人口，四亿从事农业。按照斯大林下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农业生产集体化、合作化。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决定著手「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注９：同注８。）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普遍地组织起来了。
靠了无远弗届的共产党组织，合作化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迅猛异常，毛的同事们只能在他咄咄逼人地催赶合作化进度时在旁稍稍洒点冷水而已。本来，农民们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社一举并不热心。中共颁布的政策很漂亮，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却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譬如有的县召开斗争富农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指著正挨斗的富农对农民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结果原先不愿入社的农民赶紧找干部表示愿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马上入社。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河北省安平县老家去探亲，毛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派下来的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听了李的汇报，认为农村干部「胡闹」，为此还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信。但他只是觉得干部们的做法「太简单了」，合作化还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闹」根本无法制止。
自从搞合作社开始，中共就在那里搞「共产」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批评了下边用「连续三天三夜开会」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邓又指出，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名之谓『借』，实际不还。」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亲身体验「共产」的含义。由于果树入社是不付报酬的，农民不愿被共产，宁可砍树。猪羊不愿送运到社里去，只有宰杀一途。而归到社里去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死亡极多，全国一下子减少了二百万头以上。当时全国已建成的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减了产。
到了一九五五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注１０：引自《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那些毫无基础、一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顿，这是党内高层人物的共识，毛泽东亦赞同在部份地区实行「收缩」。经政治局批准，邓子恢及其副手廖鲁言签署了解散大约两万个合作社的报告。中共中央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与邓子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应当发展多少合作社，邓主张翻半番，毛主张翻一番，即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万个。邓坚持自己的主张，理由是这个数字已经由政治局批准，毛本人当初也曾同意过。毛泽东自己改变了主张，却反咬邓一口，说邓「右倾」，对合作社不积极，专替资产阶级、富农打主意。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他不指名道姓，却说「你们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注１１：一九五五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刘少奇本是邓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这时理应站出来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张，坚持按政治局的决议行事，并批评毛泽东的蛮横霸道的作风。然而，他为毛的霸气所慑，毫无斗志，一味退让。他在十月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检讨。不过，他还是说了几句实话：「我以为在土地改革后．．．．．大约还要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提倡和研究。」
毛泽东是个高明的战术家，他对刘少奇只是旁敲侧击，把他比作「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打击则集中在邓子恢一人身上。这样，中央其他人便脱了干系，不必背「右倾」包袱了，大家都跟著批判邓子恢，宣布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按早先政治局决议行事的邓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践踏党的决议的毛泽东反倒颐指气使，肆意训人。从这时起，直到二十一年后政治局一致通过二度打倒邓小平，中共高层的大多数领导人每到关键时刻就放弃自己的观点，附和毛泽东，向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扔石子。这样，他们客观上也就助长了毛的左倾错误和专横作风。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本是老话，现在又加上共产党这个以革命为宗旨，以反右为己任的组织，合作化的旋风自然越刮越猛。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时要求全国到五七年冬和五八年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入社。于是各省开会，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情绪」，修订计划，向中央报告。如云南报的是百分之五十五，河南是百分之六十，浙江是百分之七十，山西是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辽宁更革命：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注１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各省的干劲反过来又影响了毛泽东。他见自己的主张被全党接受，思想便又跃进了一步。七月间他的设想是五年完成合作化，十月间改为「三个冬春」，到了年底就宣布「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合作化了。而实际上，在这种一味向前赶的浪潮中，各省的干部各自鞭打快牛，日夜催赶合作化的推度。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本计划到年底将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一挨批评，只好将计划翻一番。他每天催下边报数字。为赶进度，只得下令「先搭架子，先挂牌子，具体问题以后处理」，等于强制农民入社，而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受害的只能是千百万农民。
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于是全党快马加鞭，比毛泽东设想的「一个年头」还要快，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社会主义是来了，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七十万头。（注１３：《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另一说法是大牲畜减少一百多万头）（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七页。）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不是小数字。
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一九五六年猪比五五年减少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注１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社会主义了，农村经济却萎缩了。这还不够，这时的合作社还只是「初级」的，土地、农具可以入股，与社员的劳动一起参与分红。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凭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劳动便是剥削，因此土地或农具牲畜多、劳动少的便剥削了土地农具少而劳动多的，这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这种初级社被称为「半社会主义」，于是毛泽东下令办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所谓「高级」，就是取消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红，全共产归了合作社。农民成了单凭劳动吃饭的无产阶级，这时他们的心情同唱「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的歌曲时全然不同了。
这个产如何共法，不读史料的人是无法想像的：
全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谓之「刨私有根」。「有的强制山庄窝铺的农民迁移下山入社。」有的社干认为「合作化了，一家人了，哪还分你的我的．．．．」（注１６：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农民们没有力量同来自执政者的强制行为对抗，老实巴交的听候摆弄，稍有反抗意识的就赶紧杀猪宰羊、砍树。本不发达的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一次大破坏。
成立初级社时，农民们虽有种种犹豫，但终于相信，合作自有一定的好处，何况土地、农具还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而且共产党又保证他们随时有退社的权利，所以终于报名入了社。事隔仅一两年，有的才几个月，上面指示办高级社了，他们才太迟地发现，执政者说话是不算数的。他们不仅没有不参加高级社的权利，连退出初级社的自由也没有了。
当众威胁，大会点名，三天三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汉子也撑不下去。农民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对自己的土地、农具、耕牛的拥有权，换得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除了土地、农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实行了一个类似苏共「馀粮征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除了政府规定的可以留给农民自己食用的份额之外的部份，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名曰「卖馀粮」，其实是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各地，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这样所谓给农民「留足口粮」便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农民粮食不够吃，到了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再将粮食调拨一些回来，谓之「返销」。所以各地宁可让农民今天将粮食缴上来，明天再「返销」回去，甚至当天就扛回去，也要让粮食在国仓里走过一遍。这样做尽管国库粮没增加，国家任务却完成了。往返运输，劳民伤财。如河南省新蔡县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一年间，国家共征购了十七亿斤粮食，又先后返销了十四亿斤，即将七十万吨粮运走又运来，浪费了不知多少钱财。除个别获豁免的灾区之外，那返销粮只是借给农民，第二年须先还返销，再缴当年的征购。当年的征购任务是死的，农民的口粮却是活的，反正肚皮可松可紧。
这种统购统销制度，唯一的好处是政府调动粮食方便，应急救灾可朝令夕至。坏处是成恶性循环，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著饿死。这样，农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尽了。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吃饱饭的指望，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再热爱社会主义这个漂亮名词的人也泄气了。
这个政策，按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从一九五三年办被级合作社时开如实行的，毛泽东称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注１８：同注１７。）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毛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注１９：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所以到一九五六年搞高级合作社时，反对的呼声已经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并非高高在上，不晓民情。他后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对合作化）就不起劲，『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是黄金时代。」（括号内为引者所加）可见对于农民不想加入高级社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
「高级化前土改后」，也即是毛泽东执政的最初几年，的确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连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尚且对搞高级社不感兴趣，中共执政后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区」的农民的态度也就不问自明了。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高级社代表著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五亿农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农民们目光短浅，自己看不见罢了。
党内也不是都赞成这样急匆匆地向社会主义赶的。当时不仅农业马不停蹄地往社会主义奔，工业建设也一味求快，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不顾国力，不计民生，大量地开工搞新项目，结果国家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林严重不足，很多工程难以为继，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下定决心说：「反右倾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他指示起草国家预算报告，指出「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损失。」（注２０：《党史研究与教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四十六页。）周这么说，有实例可以佐证。当时强制在全国推广使用对多数农田不适宜的新式农具双轮铧犁，一九五五年九月本计划生产五十二万部，到五六年上半年就加到三百五十万部。其实生产能力只有一百八十万部。即使那一百八十万也有一半从未卖出去。卖出去的那一半也多是合作社为应付上级而买的，买去后也是扔著闲置，直到风吹雨淋后成为废铁。（注２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三十六页。）
同年
从执政开始到他死去的二十多年间，毛泽东始终专横地不许别人反他的「左」，反他的「冒进」。他的作风使他的同事无法与他正面理论，只能迁就、退让。他一吼，刘、周、陈就都哑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无法与毛正常讨论，只好充哑而已。这样，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抵制急躁冒进的呼声被压制下去了，中共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阻止毛在极左道路上愈滑愈远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加了几句迎合毛泽东的话：「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化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他不仅自己认了错，而且也封住了所有党内同志的口。
不管情愿不情愿，进入了高级社的几亿农民过上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个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县「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以后．．．．．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劳的。农民变懒只不过是因为被共了产，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产的热情而已。这正是全国的缩影。高级社规模比初级社更大了，其经营管理与社员的切身利益隔得更远，社员对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关心了。结果就出现了邓子恢所说的现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几亿农民的「变懒」，中国人的「变懒」，正是始自毛式社会主义通行全国之时。「高级化前土改后」，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的那种尽管贫穷，但生气勃勃的景象便不复再现了。不仅是农村，整个「新中国」的「黄金时代」也随著毛式社会主义的建立而消失了。
赵树理是当时被公认描写农村生活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段文字。当时，这位共产党员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注２３：《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树理也好，党内高层首脑也好，对于这种惨况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共产党的宗旨是搞社会主义，而高级社又正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毛泽东面前说「社会主义应当缓行」。他们当初投身革命，为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实现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主义不甚对劲，却没有觉察到毛泽东正在将中国领上灾难之路，更料不到两年后天将降大祸于中国。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未受阻挡，原因就在于此。
中共目前评论毛的功过，将他在短短的三年内使全国社会主义化说成一功，而一九五六年后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去才是一过。其实，毛泽东不顾国情，在三年内强制性地将几亿农民赶进社会主义，从而造成生产力破坏，人民受苦，这本身就是一过。邓小平后来搞改革，首先就在农村大致上恢复了「高级化前土改后」的状况。一九五六年高级化一役，毛实在无功可论。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级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不仅动机一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无本质之异。从那时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几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始终停留在赵树理二十多年前说的「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境地，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及历称「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两广，甚至连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四川，人民都穷到了极限，祸根就是那个不足月即早产的高级社。自从有了它，几亿农民的手脚就被捆住了。
「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贯紧跟毛泽东，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举行的市党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周、陈等人。周、陈的本意只是说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并不涉及「主义」。柯却摆出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脸孔，在主义上大做文章：「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柯的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看报告稿，一看到标题就叫好，于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并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一九五七年十
这是个很可爱的口号，并没有多少经济知识的刘少奇马上就接受了。十
由于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计划，毛泽东又想到要是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该计划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为此他恨透了周恩来。五八年一月在南宁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大动肝火，自称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并且不惜唇舌，二十几次提到「冒进」，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罢休的气概。他在会上攻击周恩来「距离右派只有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自称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告示全党：「我看应采取『冒进』。」
周恩来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体事务的人，他知道鼓吹「冒进」的结果必然是灾难。但是此时他只有挨训的份儿，完全没有力量抗辩。会后回到北京，他告诉秘书，五月间中共将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他要作个发言。由于「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发言内容主要就是「检讨」。为了这份检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竟不能构思出一段检讨的文字，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这时候，再没有人出头抵制毛泽东的「冒进」了，有的只是应声虫。如中共辽宁省委就在
顾名思义，「大跃进」是国民经济大跳一步，这对亟欲摆脱贫穷的中国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毛泽东本人在政治方面已将十分心计用去八分，能用于考虑经济问题的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马大半生，早年学识仅及于文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爱自然科学，甚至抗议校方将自然科定为必修课。他不是经济专才，无法创造经济奇迹，但他自己却不这么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会主义，「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出来」。可是作为最高执政者，他却没有所谓建国方略，更没有让专家学者论证建设方案。他只是凭他的观念、想象做指示。譬如，建国之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北京市市长说过，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注２：《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也许这只是毛兴之所至，忽发奇想，说说就忘了，也许是党内同志抵制了这个荒唐的念头，总之这个主意未得实现，否则古都北京早已面目全非了。毛马上得天下，仍用马上那一套治理国家，毫无章法可言。为了发展北京，不惜大拆举世无双的城墙。拆得正高兴时，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却冒出一句：「北京城墙不拆也可以。」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党内的会议上说：「北京的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于是北京的城墙终于被挖得稀烂，进而平毁无遗了。（注３：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刘仁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落到这样一个出尔反尔、不照章行事的统治者手里，不可能不出问题。本来，一九五八年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业计划增长百分之十，农业增长百分之六。如果能实现，已是不寻常的跃进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中共在成都会议上就关起门来又按照「大跃进新形势」另搞了一套，将计划分别改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点二。一个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统统白举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信口开河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注４：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动出来的大跃进新形势弄昏了头，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注５：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他的根据则是「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首创精神」。
周恩来、陈云已被迫保持缄默。毛对于自己这出独脚戏似乎也有点忐忑，他在会议上自问道：「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份子。」不过，他的头脑还算清醒，当即通知新华社：「我说的这些可不要登报。」
一九五七年中国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毛泽东在这一年十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话尚不离谱：「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跃进了：五八年八百万吨钢，「明年一千万吨钢，后年一千七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跃进了，他将他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叫去，说当年钢铁应当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据刘瑞哲《大跃进史考》一文说，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毛说了句「乾脆一点吧」，就决定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李将毛的意告诉冶金部长王鹤寿时，王只是惊讶，却没有胆量去告诉毛：要炼出这么多钢，需开采多少煤，建设多少座炼焦炉，多少座铁矿，增添多少个火车车皮，电力从哪儿来，建炼钢炉的钢哪儿来．．．毛本人是不想这些问题的，他只是不喜欢八百万吨，即比五七年的钢产翻半番的计划，尽管那已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计划了；他喜欢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够做到。正如两年前邓子恢只同意一年内将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半，而他坚持要翻一番那样。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将邓批判得从此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精神变物质」，「观念创造文明」，「思想上有钢就有钢」（艾思奇语）这一套哲学占据了他的大脑，再没有人能将他从这个逻辑中拖出来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国各大区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各省立即开始大办各种工厂。农村中口号就更多了：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搞科学．．．．凡是想得出来的可以冠上一个「大」字的口号，喊得越多越光荣。譬如，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此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康生（候补委员）则与彭相反，到处做报告鼓吹「大办」。他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个班办一座工厂、一所学校，要农业大学每一个班办一所农业中学、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等。
凡是「中央首长」鼓吹的，下面都会积极去办。如河南省遂平县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大办」胡诌乱吹。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
领袖发热，下面发烧。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几天之内就烧昏了头。该部竟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报告说，明年钢产量要翻两倍，达到三千万吨，四年后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说毛泽东缺乏经济知识，世人不难理解，至多说是狮子大开口罢了。连冶金部部长也不顾专家的意见，斗胆向中央开出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包票，其无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部长们是中共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用这些人而不是专家去治国是必然的。专家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眼里从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如王鹤寿向中央报告一九五九年要产钢三千万吨后的第八天，刘少奇对《北京日报》社长、总骗辑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闹几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烧昏了头。电力工业部便顶住了风行全国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长李锐自持是毛泽东的秘书，在部长刘澜波的支持下给毛去信，坦述己见。事后毛见到刘，「半打趣地」（李锐语）指著他说：「就你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可不是笑语，一年后李锐在庐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打倒，随后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刘因一贯不爱开口说话，幸免于难，可是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却被抓去坐了牢。按现今政府总理李鹏的说法，刘在狱中「整整渡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毛泽东说钢产量要翻番，本属厥词。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灾难还不会那么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却将这枝鸡毛当了作令箭，作为会议的决议告示全国，而且认可了治金部报告中的满纸胡言，决定在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国总共才生产了四百五十万吨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打死冶金部长也多不出一根钢锭来。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毛的面子往哪里摆？于是中央决定号召全民大办钢铁，简称「全民炼钢」。十月，中央召开各省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灾难就从这里产生了。
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天下第一，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大小干部们的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可以是零，贯彻上级指示却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炼的什么钢？不妨记在这里：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毕恭毕敬地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边，竟也以炼钢为己任，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塌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他跑到清华大学，见那里也在大炒其「土钢」，便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发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发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发布重要新闻，报导了毛泽东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毛「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能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矿石的壮观场面的执政者。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毛泽东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发疯吧：
《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
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 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 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毛泽东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矿），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矿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矿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甚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馀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毛泽东自有他的逻辑：「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中国只是换了一个政府而已，并没有因此而更换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财产应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可是许多中共官员以为他们挥舞著「全民所有」的旗帜，喊著社会主义的口号，便有权任意处置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东西了。拆函谷关的新安县委书记和拆龙泉古塔的龙泉县副县长，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小角色罢了。
拆古迹是为了取得筑炼钢炉用的砖。且不说普通的城砖并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炉」也烧不到足够的温度，炼不出合格的铁水。就算炉子合格，燃料从何而来则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历来缺乏燃料，当时即使正牌的钢铁厂，燃料供应也不充足。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像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那么，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拿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份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
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发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跃进战果」时，他问道：「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实说：「烧炭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他回京后即给家乡寄去了两千元钱助其植树。
一九七一年初，叶剑英元帅回到老家广东梅县，对地区干部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公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他还对陪同的省委书记王首道说：「这对不起后代人呀！」
彭德怀元帅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秃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农民以能吃苦耐劳著称，千万名青壮农民被公社调到有铁矿的地方，用人力车、双肩挑的办法将矿沙自百里外弄来，日以继夜地烧。资中县本是林海，一个「大炼钢铁」就把许多山头搞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不肯为炼钢毁林，被撤了职。川西平原银厂沟，为了炼钢砍伐了整整三万亩竹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使我们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始皇时代曾经遭受过一次大难。但蜀山的木材毕竟换来了一个巨大的宫殿，若不是毁于秦末造反大军点的大火，留在至今可能是世界一大旅游胜地。但二千二百年后，四川的森林竟在毛泽东时代又一次遭难，焚烧的木材换来的仅是无数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又过了二十年，大自然的惩罚来到了。一场大两降临十分之九为山地的四川，没有足够的森林存蓄、阻挡雨水，山洪一泻千里，半个四川变成了水乡泽国，房屋倒塌，人畜伤亡，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祸根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歌树。（这里应当给浙江临安县的中共书记们记上一笔，大炼钢铁时他们曾明令「天目山上的树一棵也不能砍。」，今天天目山风景区芳草不老、森林长绿，自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树的恶果几十年后仍在影响国民经济。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散布在山区，山区砍了树，灾难也就来了。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一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发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了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细的树也密密麻麻地长满全山，但是『大炼钢铁』以后全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沙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全民砍树一事，毛泽东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维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今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制的小炼铁炼钢炉——作者注），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他在十一月间举行的郑州会议上对此说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反而是「大为节省」。他的逻辑是：「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个经验。这是收入。」（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
几千万农民，大多数只识得几个字，相当部份没有文化，又没有起码的仪器、工具，即使将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里的铁矿。不过找不到铁矿不等于炼不成钢。「大跃进」时人们就将各种各样的铁器拿回炉炼一炼。这样，最新式的「炼钢法」就在中国诞生了。
北京人将暖气管拆掉、砸碎，填进「小土群」的炉膛里，等熔到八九分时往外一倒，就炼成了「土钢」，这效率比国家计委裁铁丝炼钢高得多。上海洋建筑多，有的是铁门，黄浦江边的外滩还有一圈铁链围住花草，这些都可以取代铁矿石拿去炼一炼，于是它们陆续变成了牛粪堆似的「土钢」。一般百姓家里多少总能翻出几斤铁器来，于是云南昆明市组织了六、七万「儿童团」四处寻找废铁。至于他们寻获的战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铁器就无人知晓了。
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到甘肃武威步兵学校视察，发现全校官兵一齐在炼钢，无一人在搞军事训练。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里，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都炼钢烧了，连家里的铁锅也被收走砸掉炼了「钢」。彭回京的火车路过河南省时，正值夜晚，处处炉火冲天，车流不断。他伏在车窗口看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于是他决定回乡调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发现村子里也有「炼铁厂」，不过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河北省高阳县有个邢南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为了向上级献忠心，竟把全部织布机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当年秦始皇用收缴的铁器只铸成了十二对金人，大约收走的只是首都咸阳附近地区的铁器而已。但如今全民炼钢，共产党的命令下达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那造成的破坏就真正「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了。
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发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我们不知道秦始皇收缴天下铁器时遭遇过什么样的抵抗，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的全民砸铁锅没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当权者，默不作声地任人糟蹋。一个政权将人民控制得如此服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中共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发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迳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本是全民砸铁器的始作俑者。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发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毛泽东自己走火入魔，一味蛮干，又担心百姓反对，便补充一句道：「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注１３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拖拉机不生产不打紧，反正我们有几千年赶牛耕田的传统，耕牛不足，我们有的是锄头，所以这种「让路」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有些情形就不同了。譬如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李鹏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毛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陆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陆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泽东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飘飘然起来。他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毛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注１５：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致刘少奇、陈云等人的信。） 美国是可以被超过的，正如一千前世界第一的中国后来被西方超过一样。问题在于，用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这种方法追赶发达国家，犹如南辕北辙，永无赶上的一日；不仅赶不上，而且造成了空前的灾祸。就在毛泽东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三十年前，他三十岁，在这里率领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起义，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这个县有五万多人跟著他参加了红军，全县在革命中牺牲的人共近二十万，包括他的两个弟弟。一九二八年该县有七十五万人，到五八年人口尚未恢复，仍不足六十万。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当然是为了子孙能过上好生活，但是他们失望了。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首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两千年前，汉王朝频受游牧民族侵扰，不得不派大军长驻西土，致使妇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历史重演，却不是为了抵御外敌，而是要在一年内钢铁翻番，这实在是史无前例。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口号。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著眼于下一步，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人一社」。（注１：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但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地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２：参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注３：同注２。）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是往南跑）。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但「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响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馀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注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注５：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他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懑。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官方的一信任。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装夺权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鳎话倏榍故腔岢隼梁骸＃也幌嘈牛敌泄└疲司屠亮耍丛旆⒚骶蜕倭耍跃偷土恕！顾踔涟鸦暗忝鳎骸缚障肷缁嶂饕宓囊恍├硐耄颐且敌小！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