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杀人除掉新四军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

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牢固树立权威，蒋介石

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弄清“皖南事变”

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 。从１９

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

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励他：“你是中国革命中真

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

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

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

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

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 。在上海

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

，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 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

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

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

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

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

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

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

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

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

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 。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

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

把这 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

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

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

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

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

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

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

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

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

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 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

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

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

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

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

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

大骂“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

，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

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

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

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

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

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

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

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

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

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

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 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

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

导。周恩来尽其所能 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

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

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

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

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
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

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

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

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欣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

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 北黄河以南的

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

”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心１１月２５日电叶

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

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

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

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

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

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

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

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

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 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

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

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

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

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

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

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

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

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

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
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

。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

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

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

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

。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

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 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

？究竟有何举动？”（２８）。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

安 、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

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

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２９）。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

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

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

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

　　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

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

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

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 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

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

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

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

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

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

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

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

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

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

　　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

，我怀疑他是受 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

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

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

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

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

。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

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

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读史札记－－项英悲剧的启示

　　项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这是毋庸回避的，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是这些

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犯起错误来也就越加坚定不移。虽然不可理喻，但也是现实。他们对

信念的执着和向往使得他们不容许任何人对此产生丝毫的怀疑，他们作风的简单粗暴使得

他们无法仔细的把道理讲给不很理解的人们，他们拥有的无上的权力使得他们轻易就可以

消灭所有不服从他们理念的干部战士。所以，他们坚定的革命的背后往往是冤魂丛生与无

法排解的悲剧效应。

　　以项英为例，他生性简朴，在新四军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轻车简从，安步当车

，吃饭通常就是一大碗烂糊的面条，不吸烟、不饮酒、不好色，没有任何不符合共产党员

的恶习，军医处长沈其震回忆，项英本人患病从不用好药，他坚持把好药留给其他伤员。

所以，很多新四军的战士听说项英的遇难，悲不自禁，直到多年以后，作家黎汝清的一部

《皖南事变》还引起了众多的老战士的不满，认为他丑化了项英的形象。可是，是不是作

家一个人就能够丑化某人或者光大某人的形象呢？“千秋功罪不由人”，事实是最具有说

服力的，因为项英的种种失误和错误，让9000多名中国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精锐惨遭不幸

，这也是不争的。和项英类似的如顾作霖、沈泽民、何克全等人也是一样，沈泽民身为鄂

豫皖省委书记，上千名红军的将士的性命就断送在他的肃反扩大化上面，然而，他始终认

为他这是执行中央正确的革命路线，清洗不坚定和动摇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沈泽民

以九死之躯带病坚持工作，直至以身殉职，可谓烈矣。但是，在他身后留下的斑斑可考的

错误能够因为他的壮烈殉职而抹杀吗？也不能。这样做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对成千上

万烈士在天之灵的亵渎。

　　当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的看待这些历史和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已

经不仅仅是过多的争论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而是吸取他们应有的

教训，使他们的悲剧不至于重演或者演出的概率下降到最低点。诚能如此，我们的民族将

会走向幸运，而这些死难者也将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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